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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寻中国3G的达芬奇密码新日

发布时间:2020-01-15 09:15:19 阅读: 来源:钢构保温棉厂家

业界有人这样形容我国在3G上的反应——“醒得早,起得晚,行动得慢”。对此,一位电信政策研究方面的专家指出: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有自己的特殊国情,而且国情之大、之复杂超出业界的想象;3G已超越简单的通信范畴,渗透到关系国计民生的众多行业,对此国家肯定会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是理所当然的。

虽然全球3G的发展总体不是很理想,但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全球3G市场正在趋于成熟,不管是标准技术、运营经验还是业务开展。在用户的发展上,近期更是喜讯不断。根据UMTS论坛的数据,截至2004年底,全球WCDMA用户数超过1600万,而在2004年9月,WCDMA用户数还只有1000万,增长非常迅速。

面对逐渐升温的全球3G市场,我国应不应该启动而且尽早启动3G、应发几张3G牌照以及如何发放是业界争论的焦点所在。日前,在由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办的“开放中国3G市场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产、学、研各方的专家和代表针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政府仍将坚持16字方针

作为信息产业部的官员,信息产业部电信管理局副局长韩夏没有就一些敏感、具体的话题发表太多个人意见,主要介绍了信息产业部在3G上做的一些工作。根据韩夏的介绍,信息产业部在对待3G的问题上一向坚持“积极跟踪,先行试验,市场培养,支持发展”的16字方针,认真研究,积极推进,并会在今年根据实际情况适时提出决策建议,这与1月12日信息产业部全国信息产业工作会议的会议精神是相一致的。韩夏认为语音业务仍将是我国3G的主营业务,而数据卡业务有可能成为我国3G市场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引擎力量。对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韩夏指出信息产业部不会将技术体制和许可进行捆绑,但有几点必须予以考虑,即:国家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我国电信市场的空间规模和业务需求、电信企业深化改革的需要、电信资源的规划和使用情况、3G特别是TD-SCDMA技术和设备的成熟度、国内企业3G设备研发情况以及小灵通等无线接入技术的使用和发展等。韩夏另外透露,信息产业部根据《电信网编号计划》已经为3G分配了150~159和180~189这两个专用码段,目前已经使用了的、属于上述两个码段的号码将被收回。

政府在3G问题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说是极其微妙的,既是政策制定者,又是行业监管者,还是企业所有者。电信产业是一个典型的竞争性行业,企业和消费者是电信市场的主体。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政策研究所所长陈金桥指出,政府在3G的问题上应该权衡、把握好自己多重角色的身份,正确处理与企业之间的关系。中科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教授认为,政府的作用就是从目前“越位”状态退出来,转向那些市场失效的公共服务领域,诸如农村电信普遍服务,消除“数字鸿沟”,规范市场,监管市场,服务市场,确保消费者享有优质价廉的通信服务;政府主管部门要尽快完成从产业职能向监管职能、从经济职能向公共服务职能的转变。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董迎建议,在选择3G发展的起步对策时,应由政府决策技术导向、市场准入以及配套监控,由企业根据自己的网络能力、经营能力以及对市场需求和竞争的理解来决定技术选型和准确把握技术成熟期和产业进入期的交叉。

固网运营商呼吁上马3G

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派代表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中国电信总工程师办公室副总监沈少艾做了演讲发言。根据沈少艾的介绍,在话音业务上,移动已全面超过固网,移动对固网的替代趋势日趋明显,使得固网运营商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价格竞争一直是国内电信运营商的主要竞争手段,而移动业务的高资费和高利润给移动运营商提供了较大的降价空间,因此固网运营商在价格竞争上毫无优势可言。中国网通移动事业部(筹)综合处经理胡晓明也感慨,固网业务若没有小灵通和宽带的拉动,其后果将惨不忍睹。沈少艾认为,3G是未来技术发展的方向,有利于所有运营商的业务和技术创新;移动业务的投资回报明显优于固话和小灵通业务,而且有利于固网运营商调整企业投资回报,对创造股东价值有利,启动3G运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另外她还指出,市场竞争需要一定的重复建设,而且只要建立运营商之间互相合作、双赢的良性竞争局面,不但不会造成过度的重复建设和浪费,还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沈少艾最后还补充到,3G的差异化竞争应更多地体现在业务上,而非网络制式上。

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国内固网运营商将注意力放在业务创新上。但是除去4大基础业务,恐怕很难拿出对消费者具有杀伤力的新业务来。难怪沈少艾感叹,“业务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啊”。固网运营商对于3G牌照的渴望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利用发放3G牌照的机会,取得经营真正的移动业务的许可,实现固网+移动全业务运营的梦想才是目标所在。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研究员史炜认为,我国4大主流运营商均能获得3G牌照,如果真是这样,过不了多久,固网运营商再也不用感叹“业务创新”难于上青天了。有人建议固网运营商可以尝试MVNO(Mobile VirtualNetworkOperator)之路,这种思路和尝试其实非常不错,国外也有很多成功的案例,但与一张真正的移动牌照相比,MVNO的吸引力便显得黯然失色了。史炜同时指出,3G的改革要自下而上,企业不能过多指望政府,在极力呼吁之外企业应积极地去创造市场,并且在商业模式、产业链打造、投资策略以及2G向3G的平滑过渡上加大研究,做好场外测试和商用试验等准备工作。

TD-SCDMA事关3G牌照发放

谈及3G自然少不了我国的TD-SCDMA标准,作为TD-SCDMA产业联盟的秘书长和发言人,杨骅演讲的内容主要集中在TD-SCDMA标准上。他认为,标准已经成为了新竞争的核心稀缺资源,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许可化是目前经济竞争的主要方式,移动通信的产业特性决定了其竞争的制高点体现为标准之争;TD-SCDMA是中国百年标准史的伟大突破,它使得我国真正可能以主动、积极的心态参与新形式下的国际竞争。杨骅指出,我们不能忘记我国通信企业在第一代和第二代移动通信上的落后之痛,在3G时代,我们应该给中国企业提升竞争力留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并充分利用自己的市场培养自己的设备制造商,创造一种大市场,强产业的模式。而对于3G牌照的数量,他认为宜多不宜少。杨骅还透露TD-SCDMA联盟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积极协调系统、终端及芯片厂商加速产业化进程;加强与国际运营商的交流,推动TD-SCDMA走向世界;组织企业进行超3G技术的演进研究与开发。

正如史炜所言,3G牌照发放的焦点问题不是数量,而是制式选择。对于TD-SCDMA这样一个深深打上民族烙印的标准,与会专家代表意见不一。部分认为,我们没理由不支持自己的标准;如果让市场来公平地选择,那至少也得把TD-SCDMA与其它3G标准放在同一起跑线上,其它两种标准毕竟已经发展了多年,否则对TD-SCDMA不公。的确,TD-SCDMA承载了国人的精神慰藉和希望,但有一位厂商代表却道出了不同的声音。他说,在对待3G标准的问题上,我们应该保持清醒和理智,并不是说我们拥有自己制定的标准就会成为一流的企业,一流的国家,更何况拥有标准不等于拥有专利;错过机会,我们只会收获后悔。

胡鞍钢建议尽快启动3G

作为此次研讨会的组织者,胡鞍钢教授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分析不同经济属性的电信市场,重点从解决社会就业这方面阐述了启动3G的必要性。胡鞍钢认为,电信政策是公共政策,需要公共决定,需要全社会对电信政策的认同。他同时指出,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我国电信市场可分为两种不同经济性质的市场:一种是竞争性、开放性、全球性的民用电信市场,估计至少在90%以上,这是中国电信市场的主体;另一种是非竞争性的、非开放性、本国性或少数专用领域的军用特需市场,但只占整个电信市场的极小比例。胡鞍钢呼吁中国应该尽快启动3G运营,发展世界最大的电信市场,并称3G每年都将为我国创造100万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约占新增就业机会的八分之一,将有效缓解我国严峻的就业压力。胡鞍钢还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国家竞争的实质是‘你不开放,别人就开放;你不发展,别人就发展;你不追赶,别人就追赶’,我国在3G上应采取更加透明的产业政策,鼓励市场竞争,倡导技术中立,采用世界上成型的、通用的标准技术”。

据悉本次研讨会的内容将由国情研究中心整理后呈报最高决策层,我们也期望这对3G最终政策出台产生积极的作用。

另外,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副总工程师杨培芳教授也做了演讲发言。他指出电信环境正在经历几个重要的转变:供给驱动向需求拉动、政府主导向市场主导、行政垄断向合作竞争以及国内市场到全球市场;网络经济与工业经济有着本质的区别,不能以工业经济的办法对待网络经济的产品,网络经济要求的是合作、共享和开放,开放的世界需要开放的心态,对待3个3G标准同样如此;3G是一个很好的追赶机会,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早一点发牌照,延迟决策的代价是昂贵的;一定要清楚3G是移动多媒体,而不仅仅是提供移动视频等宽带业务的手段。杨教授同时还不无感慨地指出了我国电信业的三大遗憾:法制环境不健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没有理顺以及对电信经济规律的研究严重缺位。

设备厂商的代表也在此次研讨会上各抒己见,为我国的3G出谋划策。

中兴通讯移动事业部副总经理刘鹏认为,我国发展3G应对产业链的诸多因素进行权衡取舍以保证国家利益的最大化,通过国内市场运作着力打造几个具有全球竞争力的跨国运营商和3G设备提供商,更重要的是我国3G核心设备必须国产化。对于3G牌照的发放问题,刘鹏提出了一个很有创意的想法,他认为可以给4大主流运营商发全球性标准的牌照以促进国际化,用TD-SCDMA来解决行业应用通信落后的局面,而发放牌照数量可以灵活根据不同区域、不同发展阶段而定,比如说,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可以多发放几张,在西部人口稀少地区可以少发几张;在3G商用的初始阶段可以少发几张,成熟之后可以多发几张。

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策略市场部总监吴彦群认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一个移动通信市场最多可承载6家运营商,移动通信不具有自然垄断的特性,拥有4个全覆盖的运营商是中国最普通、合理的模式,当市场需求超过临界规模时,也根本不会存在重复建设的问题。她同时指出任何一种标准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对于3G,中国应抓住时机,先入为主。

爱立信(中国)公司高级副总裁卢勇认为3G将推动移动通信网向全方位个人化信息服务网转变,2005年3G会全面走向大众市场;2G与3G应是“同一网络,两种接入”,3G是2G的自然延伸而非革命;中国在启动3G时有两点应该注意:一是IOT问题,一是网络和用户体验的平滑演进问题。

此外,日本两家最主要的移动运营商NTTDoCoMo和KDDI均派代表参加了本次研讨会,并着重介绍了各自的商业模式、运营经验以及在超3G技术上的准备等情况,并没有对我国的3G做相关评价。当全球第一个WCDMA网络在日本建成并开始运营时,日本已经在3G上占得先机,其取得的成绩也令人敬佩。但如陈金桥所讲,“我国与发达国家在3G的目标、市场和路径上存在差异,国外经验模式不能生搬硬套,日韩的经验和模式在我国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现象”,对于3G我们应该走自己的路。

正如胡鞍钢教授所言,3G不仅仅是一场电信业的革命,而且是一场对人们生活方式、对服务业的深刻变革,它将改变服务业的发展模式和方向,极大地扩展服务业的发展空间,这也是外界为之雀跃的重要理由。对3G,我们翘首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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